最近，潍坊市委书记的“发展之问”，刷屏了。今年3月份，在对嘉兴、泉州、宁波、苏州、南通等五个南方城市进行考察学习后，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发表了一篇万字演讲。惠新安直言：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。7月4日，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转载了该文，题为《究竟该向南方学什么？——潍坊市委书记南方考察归来的“发展之问”》。这一讨论，上升为山东发展文化的讨论。日前，一篇题为《北方经济比南方究竟差在哪里？酒桌上的事，足以说明问题》(本文末尾阅读原文可查看此稿件）的文章，道出了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异。

 

2017年，我曾与林毅夫团队就东北经济发展模式有过一场争论。当时，林毅夫团队给吉林开了个药方，指导吉林从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，循序渐进发展。我认为，东北在重工业和高科技领域拥有明显的优势，经济不活跃的根子在于东北的“发展文化”出了问题。产业选择上万万不可舍弃重工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优势，“发展文化”的提升才是东北的当务之急。

 

南方与北方的差距，其实还是根植于区域土壤的“精神层面”的差距，表现的不仅仅是酒桌文化，而是思维方式——所有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。南北方商业行为的“背景逻辑”、“社会习俗”都完全不同。

 

思维方式，是根植于区域文化土壤的。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。同样一个人，如果在南方，就会有南方思维，是一种入乡随俗，更是适应这个区域的精神土壤。我身边就有不少东北的企业家、山东的企业家，不用喝酒，甚至都不用计较饭桌礼仪，有需要合作的事情，微信打个招呼就可以。但他们一旦回到东北，回到山东，做事方式就变了，他们的说法是：“没办法，那边的人都这样，不这样不行。”

 

在《北方经济比南方究竟差在哪里？酒桌上的事，足以说明问题》的稿件中，一位网友“大山”说：在山东这样一个儒家文化发源地，对商人的标签都是“儒商”。不少地方都体现着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。市场主导？先看领导想让市场啥样子。改革创新？先看领导想创新啥。行不行全看一把手。而另一位网友“热心市民Mr庄”则说：山东的劣势在于政府部门规矩太多，管的太宽，手伸的太长。“衙门口”多，只拿自己当管理部门而不是服务部门。这就是和南方的差距。

 

以上两位网友，说的就是“精神土壤”。在北方很多地方，把等级观念、管制思想带到了市场经济活动中。例如，员工与公司之间，本质上是基于契约的合作关系，即便公司的集体荣誉感，也是基于契约而产生的，但在山东和东北，就变成了森严的等级。员工对工作的正确想法，基本无法向上级传达，中高层领导对员工的诉求基本不会从业务逻辑的角度予以支持，而以“是否符合现有规章制度”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。但凡业务逻辑需要突破制度的，现任领导一般不会去努力突破，而是以“制度原因”作为借口，拒绝把这些“业务逻辑”在管理中落实。当公司与员工之间丧失了基于业务逻辑的“契约”，而是从现有规章制度中寻找依据，这种思维自然也会延伸到员工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，对待客户，自然也不会先从业务逻辑思考问题，而是先从内部制度寻找依据。基本的业务契约的缺失，在商业社会中“本本主义”，凡事不从业务逻辑出发，而是从自己的公司内部制度找理由来搪塞业务对手。大概，这些都是北方企业的特色吧。

 

缺失契约精神的区域土壤，产生的行为模式自然也是匪夷所思的。大约在2005年，我曾和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在东北某城市寻找临时售楼处。房东带我们看了房，告知面积和租金。我们测算了单位面积的租金水平，觉得还行。正式签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房产证面积少了近100平方。房东竟然说：“我们不谈面积，就这个地方这么多钱。”最后不得已，只好作罢。最近，我也与北方某企业有个合同在谈，具体合同条款，对方业务领导曾通过经办人传达了非常优厚的条件，待要具体落实时，却变成了非常苛刻的条件。我将有关条款逐一列表，逐一分析正常的市场条件，希望能与对方就这些条款逐一商谈。得到的答复是：“不要这样一个一个列出来，太生硬，让领导感觉不好，容易谈崩。”本该是高效率的条款谈判方式，再次退化为“当面再聊”。我就会想，当面谈的时候，拿什么文件作为商谈的“基础文件”呢？可能还是无法就具体条款形成明确意见。然后就这样一轮一轮“打太极”。

 

在北方，把“契约”和“明确的条款”看作是不给领导面子，看作是生硬，看作是没有感情的行为。酒桌上拍胸脯，饭桌上给条件，抛开合同谈合作感情，可能就是北方的“商业土壤”吧。这个土壤，要想变，何其难！契约精神，是基于业务逻辑的主动开拓的精神，是为了发展寻求稳定预期的规则精神。但在北方很多地方，上下有别的等级、爽朗豪气的承诺、决策者的面子，代替了本该清晰的合约条款。要改变这一状况，仍然任重道远。